1955年9月，一艘名为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的美国邮轮从旧金山启程，后来成为“两弹一星元勋”的钱学森与其家人正是乘坐这艘邮轮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时至今日，人们都对这番改变了新中国核武事业命运的航程津津乐道，但命运同样得到巨变的还有钱学森的儿女。
钱永刚是钱学森唯一的儿子，按照正常轨迹，他很可能像自己的父亲一样，在二十多岁就成为科学界的新星。但后来钱永刚先后经历了2次辍学，直到30岁才读上大学。为何他的人生轨迹如此反常？
钱学森在回国之前已经是美国科学界的一颗明星。从1939年起，他就在美国加州理工大学担任教授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理所当然地具备优渥的家庭背景，他不仅住着环境优美的欧式洋楼，每天可以吃面包、喝牛奶，而且还在美国小学就读，享受着最好的教育条件，堪称“天之骄子”。
不过，当1955年钱学森冲破重重艰险、踏上回国道路时，钱永刚的命运就发生了巨变。当他们一家人准备乘船归国前夕，已经7岁的钱永刚懵懂地看着父亲办理了辍学手续。在父亲的教导下，他告别刚刚熟识不久的美国同学，与家人一起踏上了前途未卜的归国之路。这是钱永刚人生中第一次辍学。
经过21天的航行，“克利夫兰总统号”邮轮一路途径洛杉矶、日本横滨、菲律宾马尼拉，最终抵达中国香港。经港英当局放行，钱学森一家通过深圳罗湖桥，顺利回到祖国大陆怀抱。当钱学森站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，他动情地对家人说：
“我们一家人终于叶落归根了。”
但归国后的生活落差还是让钱永刚相当不适应。虽然国家已经尽力给予钱家人优厚的生活补贴，但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在物质条件上无法与美国相比。所幸彼时的钱永刚只是孩童，虽然没有了欧式别墅与繁华的物质生活，但只要与父母在一起，就依然可以感到幸福。
回国后，钱永刚一开始是不会讲中文的。但作为钱学森之子，他的学习能力可谓出类拔萃，不到一年就学会了用中文基本交流。于是在父亲的安排下，钱永刚进入了国内的小学，继续接受教育。
虽然中国学校的教育环境与美国差异极大，这令初期的钱永刚有些不够适应，但他仍然凭借卓越的智力水平轻松应对了繁重的学业，令老师、同学都为之刮目相看。凡是教过钱永刚的老师都一致认为：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，钱永刚必然能考入大学，像他的父亲一样成为国家栋梁。
但在1966年，钱永刚的人生又一次迎来了巨变。在这一年，国家做出了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的重大决议，大量接受过教育的城市青年前往农村的广阔天地，接受“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原本一年一度的高考戛然中止，钱永刚失去了考入大学的渠道。
此时钱永刚已经18岁，正是青春热血之时。虽然高考被关闭，但他很快整理心情，接受了现实，随后在那个风云年代进入基层部队服役。
在服役期间，钱永刚惊异地发现，“钱学森的儿子”这一名称不但没有给他带来优待，反而成了他向上进步的一种“累赘”。后来回忆这段岁月的钱永刚苦笑着说：
“当年我为了评五好战士，为了入党，在各方面都在连队里做到了最好……按理说一般的工农兵子弟此时已经必然入党了，但对我的考验还要重重加码。”
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钱永刚意识到了某种以前从未感受过的东西——在工农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，的确存在着“隔阂”。但继续深挖下去的思考显然还是有些为难青年时期的钱永刚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他除了脚踏实地、踏实工作，别的事情都不会去细究。
再激烈的风云年代终将恢复平静。1977年，一个重磅消息在知青中轰然炸响：国家教育部决定，恢复已经停止十年之久的高考。得知这一消息的钱永刚立马意识到，这可能是改写自己命运的最大机会。
但不得不承认，十年特殊时期给人的改变是巨大的。原本少年时期在学业上卓有小成的钱永刚，已经有多年不曾接触课本，许多知识已经遗忘殆尽。更何况，此时的钱永刚已经29岁，他的学习能力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下滑。
然而，困难没有令钱永刚退缩。他找到了部队领导，希望领导批准他参加高考。
“让我去试试吧！考上了，就痛痛快快放我走；没考上，就老老实实回来继续干。”
看到神情坚毅的钱永刚，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同意让他参加高考。
在临近高考的几个月里，钱永刚几乎以废寝忘食的精神投入到复习中。那些曾经手到拈来的习题似乎已经变得晦涩难懂，但钱永刚没有被压力击倒。
或许是优良的高智商基因起到了作用，随着一天天逼近高考，钱永刚的学习愈发得心应手。当坐在考场上时，钱永刚奋笔疾书，最终交出了一份份优异的答卷。最终，他以全系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国防科技大学，成功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
后来钱永刚的人生便顺风顺水。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，他以公费留学的途径远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就读，这里正是当年钱学森就职的高校。在计算机领域深造后，2004年，钱永刚回到国内，就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。从此他继承了父亲的衣钵，在计算机领域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。